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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书的小男孩

文章原载:绵阳空调回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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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贵州有个叫《山花》的杂志,只要关心文学的都知道它。几乎所有当代重要作家,都在《山花》上发过作品,说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阵地,毫不为过。它是1朵奇异的山花。令人惊异的是,这朵“花”是开在经济不很发达的贵州,这让我想起恩格斯的话: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也可以演奏第1小提琴。对地区,也是这样。两年前我应邀去贵州开笔会,看到了《山花》编辑部,很简陋。这“花”就是在这么贫瘠的土地上开放的。   两年前的那1次,我还去了黔北的遵义。知道这是红军当年经过的地方,这种地方1定是偏远的。也许是这种先入为主的想象,当我见到遵义,简直惊讶它的繁华了。但其实,跟沿海城市比起来,其繁荣还是有限的。遵义会议会址边上有家小书店,只有不到十平米,摆的几乎都是当地作者的书。坐店的女子指着其中1本,说就是她写的。我不知道她是开店人,还是看店的伙计,但无论是哪样,收入估计都有限。许多书看上去印得有点粗糙,也许还是自费出版的。这些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做?在当今文学已经严重边缘化的时代,他们还坚守着文学写作。这让我想起我所见过的许多民间诗人,他们出民刊,聚会切搓,甚至强烈争论,这才是写作的本来面目。我想起自己初的写作,没有地方发表,屡屡碰壁,却还在写着,周围的人用看范进1样的眼光看我,那是怎样的1种感触。现在,境遇改变了,从眼巴巴祈望人家给我发稿,到了欠了1屁股文债没法偿还,也许我的写作也从此堕落了。我承认我被触动了。当我走出书店,我看到了门口墙壁上有个宣传栏,上面介绍着许多黔北作家。   这次再去遵义,才知道,其实遵义历来文风鼎盛,乃至超过了省会贵阳。此次“名作家凤冈行”采风地的凤冈县,就属于遵义。到的那个晚上,当地邀请我们欣赏山歌。歌手是老实巴交的农民,被干部驱使着。他们唱得很棒,声音婉转,边上的人伴奏连同伴唱,很是投入。他们唱了1首又1首,不敢停歇。我们悠闲地喝着茶,听着。评论家王光东心细,意识到是不是只要我们不走,他们就要1直唱下去?唱山歌可不比唱流行歌曲,开个演唱专场都没问题,唱山歌是需要动用真嗓子的,歌手们如何受得了?跟我和麦家1商议,率先提出告辞。山歌虽好,却让我们窘迫。   在参观凤冈的1路上,我们时时感触到这样的窘迫。比如几十辆的车队,警车开道,领导全陪,沿途的欢迎,让我们感觉是干扰了人家的正常生活,尤其是刚刚经历过雪灾。其实我们更希望不被当做客人,但是我们1旦作为参观者、欣赏者,我们似乎就只能为客。其实,为客也是写作者的心态,作家是世界的客观观察者,入主行动的时候,他就已经不是作家了。特别是我,总被称作眼睛盯着阴处,总是不自觉地观察那些常人不容易注意到的地方。我也确实认为,那些不为人知的地方更能显示真相,比如看1个女人是否年轻,看她脸上的皱纹,是看不出来的,可以看她的脖颈,美容是难以美容到这种部位的。又比如我小时候参加“群众歌咏大会”,那些角落里刁儿郎当的脸,才泄露了那时代人对“革命运动”的真正态度。   在1个休息点,偶然的机遇,我从1扇窗户看到了1个房间,有书架,上面竖着不少书。可这里没有让我们参观。我向朱文颖提议,去看看。我们找到了正门,是个大屋子,图书室在大屋子里。屋里的人见我们闯进去,有些惊讶,但也许知道我们是客人,不好阻止。我们进了图书室,这里的书大多是关于农业生产技术的。也许出于自恋,我想看看有没有文学的书。有,但只有几本,1些随笔集。我故意对朱文颖喊:“啊,《戴女士与蓝》!”这是她前些年出的小说。她“哧”了1声,表示不相信。我当然是开玩笑。在当今文学如此边缘的时代,在这个小山村的图书室有我们的书,哪倒真成怪事了。   不过怪事也发生过,有1年,盛可以就告诉我,她湖南老家的姐姐在读我的小说。我简直惊异了。   但是这意外还真的发生了。当天晚饭前闲聊,我刚听谢有顺对当地组织者说,其实你们可以拿这些作家的书让他们签名。才过半小时,居然他们就抱来了书。我们这批作家中,刚好近期有出版的书,很多都弄来了,比如林白的,王跃文的,戴来的……也包括我的。我自忖自己的书不可能具有这么大的传播力,在遵义的书店见得到,尚可有能。可是从凤冈到遵义有几个小时的车程,在这么短的时间里,他们哪里淘来的?后来得知,他们早就准备着的。有备,就不奇怪了,跟文学的传播率无关。   在图书室门口,我们见到了1个小男孩,他在看着1本书。见我们凑近,他警惕地瞧着我们,手里的书捏得更紧了,生怕被我们抢走。这跟我们1路上见到的当地小孩全然不同。我们的车队在路上行走,常见驻足路边向我们行队礼的过路的小学生。问他们,他们说,老师教育他们应该文明礼貌。面前这小男孩显然没有被大人叮嘱过,我倒看到了他爱看书的原生态。这其实是这里可贵的资源,比茶叶和“社会主义新农村”都更有价值。   回到我所在的城市,看到自己家的小畜牲,不爱看书。大城市的孩子,他们可以很方便买到种种读物,但是他们却迷着电子游戏。但回头1想,也许正因为山区没有电脑,那小男孩才只能看书。假如凤冈经济发展了,也许那小男孩也玩电子游戏去了。假如贵州也像沿海省份那样经济发达了,也许那些写作者也去做生意去了,《山花》也许也会被迫改成了流行杂志。这是幸,还是不幸?